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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一不移——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有感

守一不移

——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有感

马惠良/文


促使我读《我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缘由很简单,樊锦诗及其敦煌群体事迹感人。开车时我听、散步时我听,在家时我看、地铁上我看,让我有迫不及待听完看完的冲动。这种感觉多年未有,此书轻而易举让我做到了。而且,在看到书的封面照片时,我马上想到这句诗……

历历殷痕刻脸庞。

莫高窟地处戈壁沙漠边缘,风沙、干旱、严寒、日晒,将一个出生名门的江南闺秀雕刻成“敦煌的女儿”,用宁静、淡定、执着、坚韧定格。对西北的荒凉,我有着审美意义上的喜欢。若用一生坚守大漠,我根本做不到。那里的贫穷、那里的艰辛、那里的寂寞、那里的遥远,每一条都可以让人放弃。樊锦诗说:“我其实也想过离开。”然而,在每一个荆天棘地的人生路口,她都选择了坚守。

与莫高窟结缘来自于北大毕业实习。在宿白先生的带领下,樊锦诗和另外三位同学来到莫高窟实习。实习期间就因严重水土不服,提前回上海。地理上的敦煌和樊锦诗极不投缘。1963年毕业分配时,她的父亲得知女儿分配到敦煌,写了一封给学校和系领导的长信,希望可以改变女儿的分配去向,樊锦诗没有递交。父母心中的敦煌不是女儿理想的工作之地。当时,她的男朋友彭金章被分配到武汉大学,敦煌也不是樊锦诗理想的成家之地。

不仅如此,到了敦煌以后,因为青霉素过敏差点死去。文革期间的荒唐岁月,让一个孕妇不能回到丈夫身边生产。水是咸的,电也没有。冬天零下20多度,没有取暖设备。这样的敦煌还是樊锦诗的安身立命之处吗?生活的现实、生活的残酷,选择离开并不代表一种懦弱的逃避。但是,樊锦诗选择了留下,还让她的老彭离开自己心爱的事业。在两地分居19年后,老彭于1986年离开武汉大学,来到敦煌。让樊锦诗做出这个选择,是因为……

时时感念敦煌人。

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首任所长常书鸿,出生杭州、留学法国。在巴黎塞纳河畔偶见《敦煌图录》,让他转身敦煌、奉献敦煌。樊锦诗用“舍身饲虎”的佛教经典故事来形容他的“奉献和牺牲”精神。第二任院长段文杰来自天府之国,因参观“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而知晓敦煌,因敦煌壁画的艺术魅力而沉醉敦煌。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段文杰就追随常书鸿来到敦煌,这是开始,也是终了。期间,因被批斗而降过工资,因被下放而做过猪倌,但一生坚守敦煌,矢志不渝,成为“坚守大漠、勇于担当、甘于奉献、开拓进取”的“莫高精神”的塑造者和杰出典范。

在书中,樊锦诗将自己置身于旁观者,娓娓讲述敦煌人的事迹,仿佛与她无关,有着一种特别的谦逊,不止一次感动到我。她不断强调:“我坚守敦煌是被感召的”,并无豪言壮语,并无铿锵誓言。当她认定:“敦煌是敦煌人的宿命”时,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融入其中,并说:“我们都是敦煌这棵大树上的枝叶。”

与敦煌结缘的文化名人很多,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张大千、季羡林、饶宗颐等,每一个名字都如雷贯耳。1944年元旦,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促成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新中国成立后,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对敦煌格外的关心。春风化雨润心田,樊锦诗总说:“我是被激励的”,才有了“舍我其谁”的使命和担当。让她无法割舍敦煌,有了……

孜孜不倦护敦煌。

敦煌人有着与敦煌同生死、共命运的天然基因。即便是文革期间,派别林立,但保护敦煌的使命从未改变,才让敦煌免遭破坏,这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改革开放以后,敦煌保护进入正轨。1986年,樊锦诗负责撰写敦煌世界文化遗产申报材料,让她有机会全面了解保护世界遗产的管理规范、法律制度、技术标准等,为敦煌保护打开全新视野。

如与美国盖蒂基金会合作,研究莫高窟风沙规律,安装全自动环境气象站,开展壁画空鼓、起甲、酥碱三种病害研究和“治愈”,总结出一套保护病害壁画的科学方法和科学程序,为起草和制定《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奠定基础,让文物古迹保护走向依法保护、科学保护的道路。

为了做好文物的科学记录档案,在计算机尚未普及的情形下,樊锦诗大胆提出用计算机技术永久保留信息的构想,主持启动与梅隆基金会、美国西北大学合作的“敦煌壁画数字化档案”项目,克服图像采集、图像拼接等一系列技术难题,逐步建立“数字敦煌”资源库。

为解决莫高窟游客激增的问题,率先引入预约参观制度。为实现“永久保存、永续利用”的目标,数展中心的建设发挥着重要作用。先看《千年莫高》、《梦幻佛宫》,再实地参观洞窟,扩大了旅游半径,优化了游览时间,提高了参观效果。面对汹涌的旅游大潮,市场化开发威胁着莫高窟的文物保护,樊锦诗据理力争,本着“有理、有据、有利”的原则,为莫高窟保护奔走呼号,践行着“保护第一、旅游第二”。

令我感动的是,樊锦诗对敦煌保护和利用,总是用最先进的理念、最先进的技术、最严苛的标准来实践,让敦煌这颗历史的明珠永远焕发出不朽的光辉。

书中有一章“四十年后终成卷”,讲述《敦煌石窟全集》首卷的成书历程。樊锦诗说:“这是对恩师宿白先生的还债。”这让我看到感恩的力量,从实习开始樊锦诗就“择一事、终一生”,肩负使命,初心如磐。文中也讲到,急功近利是学术的死敌。这个道理谁都明白,但很难摆脱。从樊锦诗身上,让我看到一个真正学者的良知和执念。这样的樊锦诗,还不全面。她说:“我不是一个金刚力士。”她一直用……

拳拳之心报家国。

文革期间,父亲含冤而死,整个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樊锦诗节衣缩食,每月为上海的家里汇款,直到1998年母亲去世,有孝心更有孝行。樊锦诗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一个好妻子、好母亲。在老彭的最后岁月,她悉心守护,怎么能说不是一个好妻子?对孩子的尊重和信任,怎么能说不是一个好母亲?她和老彭“相知未名湖,相爱珞珈山,相守莫高窟”,他们用爱和生命践行这一神圣的誓言,能不感动?

为了给敦煌留住人才,她把自己的房子以低价售予。退休时,把自己的住房公积金全额捐出。2019年8月获得吕志和——世界文明奖,奖金2000万元港币,也分文不留,如数捐出。

她瘦小的身躯有着宽广的胸怀。尽管荣誉等身,但樊锦诗总说:“我沾了莫高窟的光。”对恩师、对前辈、对领导人,她感恩,让她有了执着的理由,前行的动力。对敦煌文物保护、对学术研究、对工作要求,她精益求精、与时俱进,让敦煌的各项事业有了世界一流的水准。

“守一不移”、“此心光明”,这是她最好的人生写照。无论谁读此书,都会净化心灵,升华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