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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萍:我的生命和莫高窟融在一起

李萍:我的生命和莫高窟融在一起

李萍在莫高窟

我是土生土长的敦煌人。

1981年,18岁的我通过招考来到敦煌研究院工作,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莫高窟前的那片小树林。每当轻轻推开宿舍窗户,一排沐浴在阳光下的杨树迎面而来,那矫健、挺拔的白杨,就像青春时候的我们一样充满活力与希望!那一年,我们还亲手在小树林栽下了新的树苗。

40年过去了,三危山下,莫高窟前的这片小树林与我们一起成长,它见证了我们的人生,留下了我们数不尽的歌声、笑声。

■ 口述:敦煌研究院文化弘扬部部长 李萍

■ 记录: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袁鹏

穿越时光、地域的力量

进入敦煌研究院不久,我们同时入院的21个人在一起接受了岗前培训。培训中,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段文杰、樊锦诗院长这些敦煌研究院的前辈。那时候的樊锦诗院长才40多岁,她话很少,很严谨,给人感觉很干练、利落。还有很多鬓发花白的敦煌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就是这些默默坚守在莫高窟的学者们一次又一次引领我们走进不同的学识领域,第一次为我们打开了认识敦煌、认识莫高窟的大门和窗户,激发起了我们对莫高窟全部的热情和渴望。

培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接待部做讲解工作。

敦煌莫高窟作为当今世界延续时间最长、保存规模最大、保护最为完好的佛教石窟群而被世人称赞为“沙漠中的美术馆”“墙壁上的博物馆”。作为讲解员,面对莫高窟这座蕴含了宗教、艺术、历史、哲学、美术、音乐等等各种学科、知识在内的文化艺术宝库,如何把它介绍给观众,这对讲解员的要求非常高。

比如说起我们熟知的莫高窟飞天壁画,人们脑海中首先浮现出的可能是那个著名的反弹琵琶的飞天形象,事实上,在敦煌莫高窟现存飞天4500余身,几乎窟窟皆存。要想讲好飞天,不仅要懂得相关的佛教知识,向观众讲明白出处,还需要从艺术的角度进行多层次对比,才能深刻领悟到敦煌飞天的艺术魅力。比如莫高窟的飞天与西方的天使有所不同的是,敦煌飞天强调了音乐性和舞蹈性,仅凭借摇曳的长裙、飞舞的飘带以及手中所持的乐器,便营造出姿态优雅、满壁风动的艺术特点。它体现了古代艺术家们的智慧和想象力,更是劳动人民追求自由和美好生活的具体呈现。

当我带着观众走进第285窟,在这里不仅想让观众感受到莫高窟壁画穿越历史的久远艺术魅力,也想让观众了解中国古代音乐发展的辉煌历史。向大家介绍:这里开凿于西魏大统四、五年(538、539年)的飞天,他们头梳双髻、腰系长裙、长巾飘舞、体形窈窕,显得极具动感和装饰效果,而他们手中所持乐器更是琳琅满目、种类繁多。

而在童子飞天这幅堪称莫高窟飞天精品的壁画中,观众们则会欣赏到飞天形象均趋向于中原风格的变化,和色彩处理的变化等等。

当我一次次带着中外团队走进那些洞窟,走进一个个关于佛教、雕塑、绘画、线条、色彩的世界,向人们讲述着每一个洞窟里面的故事时,我总是全身心地为之投入,我被自己感动着,观众也一次次地被莫高窟强烈地震撼、感动着!

那些年,我先后接待了许许多多中外各界来莫高窟参观的客人们,他们中有国家元首、政要、知名学者、艺术大师,当然更多的是普通的游客。记忆深刻的是我在讲解中认识的一位数次来敦煌旅游的日本老人,1998年她又一次来到敦煌,她说多看一眼敦煌,就是死了,也无遗憾了。而有的观众,在听了我们的讲解后,居然在三个月的时间里几十次往返于展览。

樊锦诗院长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讲解员的素质决定着遗产价值的展示,要常讲常新,要把学到的知识融会贯通之后,再给游客讲出来,可以说,这么多年我就是这么做的!”

多年来,通过我们的讲解,每当看到那些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游客那么热爱敦煌、热爱莫高窟,我觉得,不是我们的讲解工作有多么好,其实这就是莫高窟文化的魅力,因为莫高窟具有穿越时光、地域、国界,超越一切的力量。

终身的选择和归宿

莫高窟除了众所周知的历史、艺术和科技价值以外,在我看来,它是真、善、美的完美结合与统一。至今,莫高窟的真、善、美依然时时打动着我的心弦,感染着我,可以说是敦煌文化滋养了我。而在我的个人成长中,莫高窟这座文化艺术宝库、以及代表着莫高窟精神的常书鸿、段文杰、樊锦诗这些老一辈莫高窟人更是我人生的引路人。1988年,我被研究院选派到日本神户大学去学习。在日本学者百桥明穗的研究室,我主修“佛教美术史”。当时是老院长段文杰先生送我去的,我清楚地记得段院长拿着画册和扇子深切地对百桥先生说:“这是我们敦煌姑娘,请多关照!”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国留学成为热潮,当时在神户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很多毕业后选择留在了国外。我在神户大学学习期间,樊锦诗院长有次来日本进行学术交流。当她了解到我有留在日本的想法时,委婉地对我说:“像你这样的年轻人,在日本多的是,但是回到莫高窟,你就是宝贝。”

1990年5月1日,在日本刻苦求学整整两年后,我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我魂牵梦绕的敦煌和我依恋的家人身边。而且我把莫高窟作为我终身的选择和归宿。

在敦煌研究院的培养下,现在的我不仅能用熟练的日语为普通的外国游客讲解莫高窟,也能为一些外国政要以及学术会议做日语翻译。

有一次,考古学家贺世哲老师无意间说,如果哪位翻译能把《涅槃与弥勒的图像学》《犍陀罗艺术寻踪》翻译出来,那将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我这个讲解员出身的翻译员,在40岁的时候,硬是将这两部近百万字的日语学术著作翻译了出来。这些年我还先后组织资深讲解员编写《讲解莫高窟》《莫高学堂敦煌文化丛书》等书籍,其中《莫高学堂系列文化丛书》将于今年8月与读者见面。

从最初的讲解工作,到翻译、学习研究莫高窟,通过自身的奋斗和努力,我现在也晋升为了“研究员”。但面对博大精深的莫高窟,我还是常常觉得自己渺小得像一粒沙子,但因为有了莫高窟那些良师益友的真诚帮助,我这粒沙子也被打磨“发光”了!

从不厌倦的精神家园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我开始逐步负责敦煌研究院接待部工作。特别是2004年后,作为接待部主任的我开始管理150多人的讲解员队伍。

几十年来,敦煌研究院先后委托国内外机构和各大院校对讲解员进行专业培训达到380人次,每年冬天还有近40人到全国的石窟线考察学习。今天,这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已经培养出了能分别用汉语、日语、英语、法语、德语、韩语等6种语言讲解莫高窟的优秀人才。

2014年,我又被任命为刚刚建设好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的负责人。这五年来,我和数字展示中心的员工精心维护着整个场馆的正常运行,我感觉自己又像重新回到了18岁,每天都在学习新领域的新知识。

多年前,段文杰院长曾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话:“沙弥讲经沙门听,不在年高在性灵”。40年过去了,这句话像一盏心灯一样始终镶嵌在我的心里,它成为我面对困难和抉择时的一种力量。40年过去了,可以说我的生命已经和莫高窟融在了一起。

如今,莫高窟石窟艺术与敦煌文化的传承弘扬不仅仅是我的工作,也完全融入了我的生活。对我而言,莫高窟就是一个“看了无数遍,讲解无数遍,仍然不厌倦的精神家园”。

来源:中国妇女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