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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阳关 | 他重新发现了敦煌
作者: 时间:2017-11-10 15:27:43 点击: 等级: ★★★



敦煌莫高窟外景。伯希和探险队努埃特1908年摄

今日的敦煌莫高窿

1、

我惦记王道士多年了。

大约10年前的秋天,因为公干,我去到了向往已久的敦煌。到的时候,恰逢傍晚,放眼四望,戈壁茫茫。一轮硕大的落日,朝着苍凉灰褐的大地,涂抹着最后的暖色。

历史记忆中的敦煌,乃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东望长安,有南、北两条线路逶迤而来。西去欧洲,道路在此又一分为三。如果说七千公里长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创富红绸带的话,昔日的敦煌,就是这条红绸带上挽起的蝴蝶结,东西文化在此荟萃交融、翩跹共舞。

去敦煌,必看莫高窿。莫高窿又名千佛洞。据现在的统计,从北凉到元朝,历经千年的营造,其后数百年治乱交替,莫高窿渡尽劫波,留下了735个洞窟,其中492个洞窟,保存有彩塑2400多尊、壁画4.5万平方米。

参观到藏经洞,我赫然得知:它的发现者,是一位名叫王圆箓的道士,湖北麻城人。

敦煌藏经洞和摆在洞窟甬道上的经卷 斯坦因1907年摄

游客在第17洞窟藏经洞参观

2、

一位麻城人,在100多年前,因为怎样的因缘际会,到了迢遥5000里之外的敦煌,发现了敦煌艺术的宝库?

据专家多方考证,王圆箓大约出生于1850年(道光三十年)。因“麻城连年荒旱,逃之四方”。1875年(光绪元年)后的某一年,辗转来到甘肃肃州(今酒泉)巡防营中当兵。服役期间,青年王圆箓皈依道教,退役后便以道士为职。

人到中年,冥冥之中,王圆禄忽起云游之心,来到了敦煌莫高窟。

此时的莫高窿,早已破败不堪,任由黄沙做了主人。千佛洞和洞窿前的通道,被崩落的山石和西北风吹来的流沙所覆盖、掩埋,厚达八九尺。

王圆禄却喜欢这里,发愿扫沙开洞。简单安顿下来后,他挑选了一些被流沙湮盖的石窿,予以清理、整修。虽然它们是佛教洞窟,但没有人妨碍他将其中的几个洞窟改造成道观。

他迷上了这项工程,四处劝募化缘,还收了两个徒弟做帮手。

他没有想到:50周岁那年的夏天,他的一个偶然发现,会让他的名字从此与敦煌密不可分。

这个伟大的发现,就是敦煌藏经洞。

经现代学者多方考证,王道士系在1900年6月22日这一天,发现了藏经洞。

至于他究竟是如何发现的,众说纷纭。

有说是他与雇工杨某夜半敲墙时发现的;有说是他在清理好的洞窟里重树塑像时,发现了隔壁的藏经洞;有说地震后发现的;有说王圆箓在引水冲沙时发现的;张大千的笔记则称::王道士雇请书生杨河清抄经出售。杨在第16窟的甬道中立案抄经,发现抽烟引火的芨芨草掉进了墙缝中,遂以旱烟管敲击洞壁,听到呼呼的空洞声,于是告诉了王道士。二人打开泥墙,乃发现藏经洞。

藏经洞中出土的文献约在5万件以上,均用白布仔细包裹,其中九成是佛教典籍,还有道教、摩尼教等其它宗教的典籍,以及官府文书、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等大量世俗文书。文献中除大量汉文写本经卷外,也有藏文、西夏文、于阗文、梵文、回鹘文、粟特文、突厥文、龟兹文、婆罗谜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文字写本。此外,还有若干铜佛、法器、幡、幢、绢纸画、壁画粉本等物。


斯坦因所获的部分藏经洞文献

3、

王圆箓讲政治,守规矩。发现藏经洞之后,立即向敦煌县令严择报告,但严择压根儿没当回事。

王道士又向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送去一箱经卷,廷栋却认为经卷上的字,还不如自己的字好,也不以为意。

1902年,王圆箓又向继任的敦煌县令汪宗翰报告。汪县令是湖北通山县人,进士出身,颇有学识,接到王圆箓送来的敦煌卷子后,大赞,立即呈报甘肃学政叶昌炽,并寄去一批唐代、元代拓片以及绢画佛像、写经等文物。

但不知为什么,直到1904年5月,汪县令才奉甘肃藩台之命亲往藏经洞检点,并责令王圆箓暂将洞窟封存,等候处理——可惜再无下文。

1906年3月至次年7月,短短一年多时间,敦煌换了两任县令黄万春和王家彦,也都没把王道士发现的文物当回事儿。

在长达六七年的不断奔走报告之间,藏经洞的文物经由王道士和各级官吏之手不断流失,敦煌县令汪宗翰、曾在兰州军界任职的严金清、敦煌典史的苏子培,都曾将藏经洞经卷作为私人礼物外送,没有一件被官府或档案机构收藏。

藏经洞被发现7个年头之后,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下图)。


斯坦因在新疆探险时,因听说敦煌莫高窟有精美的壁画,便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向敦煌县令王家彦介绍,于1906年4月,以官府客人的身份来到敦煌,并迅速获知藏经洞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

此时,王圆箓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像一位耐心的猎人,守候了两个月,期间聘请了一名前地方政府文员蒋孝琬当“师爷”,做足了功课,终于见到了王圆箓。

由于斯坦因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身份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又有当地驻军士兵护卫,加上他和蒋师爷以玄奘取经的故事劝导,而王圆箓亟需资金保护藏经洞、修补千佛洞、修建太清宫等等,斯坦因顺利地得到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王圆箓得到的“布施”仅为白银一二百两。

当年6月,斯坦因押运文物回新疆。途中,意犹未尽,又指派蒋师爷返回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得到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斯坦因得到这些宝物后,总计装了17个大箱子,曾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内长达3个月之久,竟无人察觉。1908年,斯坦因返回英国后,将上述文物上缴英国政府,后分藏于英国各图书馆和博物馆。

1908年2月,法国探险家伯希和也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藏经洞文物10箱,大约5000件写本和绢画。

直到此时,罗振玉等中国学者才意识到敦煌宝藏的价值,敦请学部收集剩余的藏经洞文物。学部拨库平银6000两,电令陕甘总督将剩余经卷购运到北京。

但这笔经费被敦煌县府截留,王圆箓只向县令讨到了300两。

因此,他并没有将剩余经卷全部交出,而是另外藏匿了一批,后来相继卖给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和再次来敦煌的斯坦因,但据称这部分经卷学术价值较低。

向北京运送的经卷,在万件以上,但经过沿途官员的窃取,最后送抵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件。

斯坦因的车队在安西县(今瓜州)的“道德楼”前

伯希和在被他称为“至圣所”的藏经洞中翻捡经卷 努埃特1908年摄

4、

因为有大量的文物外流,所以论及王道士的功过,世人多有争议。余秋雨的《道士塔》一文入选人教版高中语文教材后,一些学者和网友纷纷发文为王道士鸣不平,有的提出“余秋雨欠王道士一个道歉”,“余秋雨应该向王道士致敬”。

评判人事,不能脱离时代。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之时,正是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当是时也,清廷内外交困,朝政腐败。在长达七年的时间里,王圆箓不断求助于官府,但其呼声如泥牛入海,得不到有效回应。各级官吏只知中饱私囊,不思对文物予以有效保护。“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文物外流这笔账,怎么能全部算到王圆箓这位“志愿者”身上?

1931年农历四月十八日,王圆箓去世,享年81岁。他的弟子打算为他修塔刻碑,担心民众阻拦,于是广泛征求意见,经各方一致同意,才为之修建了“道士塔”。

弟子们为纪念王道士所修的碑塔

5、

《楞严经》云:“纵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王道士发现敦煌藏经洞,是辉煌宏大的敦煌历史中的一个细节。这个细节,充满了人生神秘而不可测的机缘。

因为饥荒,他由麻城而远去西北。因为修道,他云游敦煌。因为扫沙开洞,他得以发现藏经洞。因为卖经筹资,他饱受世人争议。王道士一生环环相扣的际遇,格外能让我们体会到人生与世事“复杂而深奥的缘起、际会和无常”。

无论如何,王圆箓在敦煌的历史上,留下了他平凡普通的名字。作为麻城人,我们更应该摒弃非好即坏的二元思维,客观公允地评价这位老乡。

2010年4月27日,《湖北日报》发表了时任麻城市委书记李开寿所作的《麻城赋》,文中将“王圆箓发现藏经洞,阎伯屿重修滕王阁”并列。王圆箓如在天有灵,当有所感。当然,以后如果我们能考证发掘出更多关于这位老乡青少年时期在麻城的史料,则其幸更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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