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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敦煌俗文学

 敦煌石窟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唐代的通俗文学研究有了极重要的收获。“变文”的发现,固然是重要的消息,使我们对于宋、元的通俗文学的发展讨论上,有了肯定的结论,而同时,许多民间歌曲的被掘出,也使我们得到不少的好作品,同时并明白了后来的许多通俗作品的产生的线索与原因。

 在敦煌文学史上,这个发现所贡献者尤多。......而就文学而论,则其价值似乎更大。第一,他使我们知道许多已佚的杰作,如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之类;第二,他将中国文学的一个绝大的秘密对我们公开了。他告诉我们以小说、弹词、宝卷以及好些民间小曲的来源。他使我们知道了中国近代的许多未为人所注意的杰作,其产生的情形与来历究竟是怎样的。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绝大的消息,可以因为这个发现而推翻了古来无数的传统见解。

 在敦煌所发现的许多重要的中国文书里,最重要的要算是“变文”了。在“变文”没有发现以前,我们简直不知道“平话”怎么会突然在宋代产生出来?“诸宫调”的来历是怎样的?盛行于明、清二代的宝卷、弹词及鼓词,到底是近代的产物呢?还是“古已有之”的?许多文学史上的重要问题,都成为疑案而难于有确定的回答。但自从三十年前斯坦因把敦煌宝库打开了而发现了变文的一种文体之后,一切的疑问,我们才渐渐的可以得到解决了。我们才在古代文学与近代文学之间得到一个连锁。我们才知道宋、元话本和六朝小说及唐代传奇之间并没有什么因果关系。我们才知道许多千余年来支配着民间思想的宝卷、鼓词、弹词一类的读物,其来历原来是这样的。这个发现使我们对于中国文学史的探讨,面目为之一新。这关系是异常的重大。假如在敦煌文库里,只发现了韦庄的《秦妇吟》,王梵志的诗集,许多古书的抄本,许多佛道经,许多民间小曲和叙事歌曲,许多游戏文章,像《燕子赋》和《茶酒论》之类的,那不过是为我们的文学史添加些新的资料而已。但“变文”的发现,却不仅是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名著,同时,也替近代文学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这便是近十余年来,我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变文”的发现的原因。

 注释:

 从上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敦煌文学研究者的兴趣都集中在变文、曲子词等俗文学作品方面,学术界普遍采用“敦煌俗文学”名称来指代敦煌写卷中的文学作品。郑振铎从上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敦煌俗文学研究,首次将敦煌俗文学编入我国文学史,著有《敦煌的俗文学》、《中国俗文学史》等一系列著作。这里节选其中的三段,借以管窥敦煌俗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价值之一斑。